在学术体系上，语法学和修辞学界限清晰，但语法学和修辞学又都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因而又同属于语言学的内部学科，这决定着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语法是修辞的基础，修辞受语法制约”，或说“语法修辞现象可以相互转化”。当前，学科研究正由分析走向综合，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语法修辞的互动研究符合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资料图】

汉语语法研究结合修辞的探索历程

20世纪初，《马氏文通》的出版被认为是中国语法学建立的标志，而马氏在分析语法现象时也涉及修辞，如从修辞应用中观察词类，又或从语法形式角度论及比喻、排比、借代等辞格。吕叔湘先生曾对此评说：“《文通》在打通语法和修辞这件事情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而后，黎锦熙的《比较文法》也偶有兼及修辞之论。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建立了“词句论”和“表达论”分立互补的研究格局。特别是《中国文法要略》以“表达论”为语法体系重心，决定了在对语法现象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修辞语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被评价为“打出旗号”来的语法修辞结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先生给汉语语法修辞学者的公开信，在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大讨论。这场争论的结果主要有“不能结合”“可以结合”“必须结合”“无须谈结合”四种意见。其中，胡裕树、邢福义、倪宝元、冯广义等多数学者持第二种意见，但在结合的层面、程度、向度等方面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后20世纪90年代胡裕树、范晓提出的“三个平面”理论进一步拓宽了语法修辞结合研究的维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功能语法、认知语法、语体语法、构式语法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语法修辞结合研究的空间。其中，尤以构式语法研究最为突出。例如，施春宏从“构式压制”现象角度发现语法和修辞是相互交叠的。此外，互动语言学将研究视点拓展至“语言运用”领域，认为语言“为互动所塑造”，这与“修辞是语言运用的技巧或手段”的理念相契合。

汉语修辞研究结合语法的探索历程

陈望道说：“修辞是运用语言文字一切之可能性。”这决定了修辞研究离不开语言运用，而语言运用又关乎语法选择，因而汉语修辞研究结合语法的探索主要是沿着《修辞学发凡》关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路子展开。

首先，从积极修辞与语法的结合研究来看，辞格是积极修辞的核心，辞格依托于语言形式，因而蕴含着语法特征。这方面成果讨论较多的是比喻、夸张、借代、对偶、通感等辞格与汉语语法之间的关系。如袁晖的《比喻》设“比喻与语法”一节，描述了“比喻和词性”“比喻和句式”“比喻和词汇”等现象和问题；再如邢福义关于“NN地V”（牛肉大口大口地吃）以及傅惠钧关于“V的V”（跑的跑）的研究，都是与夸张辞格有关的句法表达形式。

其次，从消极修辞与语法的结合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同义形式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找到了重要抓手。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修辞研究上。前者如李维奇的《修辞学》《古汉语同义修辞》，傅惠钧、张学贤、应守岩合著的《古汉语比较修辞学》以及程国煜的《〈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等；后者如王希杰的《现代汉语通论》，李维琦、黎千驹的《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以及傅惠钧的《修辞学与语文教学》等。

汉语修辞与语法互动研究的发展空间

从学科互动的发展历史看，修辞与语法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处在相互联系的学科系统之中，二者的结合研究有不同的视角：或立足语法、结合修辞，或立足修辞、结合语法。近些年，随着“互动”观的提出与深入，实质上是对传统“结合”观更深层、更本质的认识。因此，修辞与语法之间有着更为广阔的互动研究空间。

要关注具体情境中语法单位作为修辞形式生成修辞意义的过程。

首先，对常规语法结构的修辞功能及其形成作出精细化描写。对词法结构而言，应对同一种词法结构的不同构造方式所蕴含的修辞功能进行对比分析。如定中结构复合词内部存在名名定中式（货机）和动名定中式（飞机）的分别，构造方式的不同体现出认知视角的差异和修辞功能的分化。对句法结构而言，一方面，应对句法同义形式做出修辞功能的解释。如“他是一个傻瓜”和“他傻瓜一个”，前者表达客观命题，后者却蕴含了消极评价的感情色彩，表义相同但句式不同，修辞功能有别。另一方面，应对与辞格有关的常规句法结构的修辞功能做出刻画。如排比、比喻、夸张、层递等辞格表现在对句式有规则地选择和组配上，从而使规约性的语法结构处在较大的修辞结构中，进而获得独特的修辞效果。

其次，探究非常规词法和句法现象背后的修辞机制与动因。词法层次变异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词类活用，既包括由甲类词到乙类词的功能扩展，也包括同类词内部的功能扩展。前者如词的兼类现象，“麻烦”作形容词时释义为“烦琐、费事”，作名词时释义为“烦琐难办的事情”；后者如同音词在使用中产生的功能变化现象，“米”一般用作名词（一斗米），但也会被用作量词（一米阳光）。以上用法变化体现出修辞主体在修辞动因上的差异。句法层次变异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新兴组合的使用。如“被V双”（被自杀）、“有一种A叫B”（有一种人生叫美丽）、“且A且B”（且行且珍惜）等，往往是因修辞驱动而突破了语法常规的现象。

关注创新的修辞形式如何在高频使用过程中衍生出语法属性。

首先，从修辞视角对词法层面的功能扩展现象进行细致描写。一方面，词的兼类产生过程体现为从单能到多能的演变过程，而一个词的初始功能往往是单一的，促使其突破既有功能限制的重要推动力来自修辞应用。如“猴儿精”最早是名词用法经转喻修辞应用为形容词用法，并最终固化沉淀。另一方面，同类词内部功能的扩展也是在修辞应用中浮现出来的。如“们”从“老师们、学生们”到“老鼠们、狮子们”的用法变化体现出修辞应用规律。

其次，从修辞视角对句法层面的结构表达形式进行充分解释。一方面，句法功能系统常在修辞应用中形成新的功能类别，并促使不同句子功能类别相互转化。如汉语疑问句中真性问和假性问的分布，正是真性问在修辞应用过程中向假性问迁移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句法结构系统中特殊句式的形成与修辞应用密切相关。如既往研究中关注较多的处置式、被动式、倒装句、省略句、糅合类句式等，以及新兴句法表达的形成与演化都有修辞因素的参与。

总而言之，在汉语词法和句法系统中不论是新意义的出现还是新功能的沉淀，都是在具体情境和实际应用中产生的，因而蕴含着深刻的修辞机制与动因。随着互动观的不断深入，应从“大语言”视角探索一个以修辞为一方、语法为另一方的有效的互动研究理论框架。

沈家煊先生指出：“修辞和语法如何互动结合是解决中国语言学问题的一个正确方向。”可见，作为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修辞学与语法学关系紧密且互为依托。如今，在“跨学科发展”与“互动研究”这一大视野和多元化研究理念的引领下，修辞学与语法学的结合研究将不断开辟新的研究增长点和研究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20&ZD2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